2026年6月29日，应社会学院邀请，国际知名人口与迁移研究学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地理系教授C. Cindy Fan（范芝芬） 博士做客社会学院308会议室，作了题为“Shrinking population in China: family planning policy, Social Changes, and Fertility Decline”（中国人口缩减：计划生育政策、社会变迁与生育率下降）的精彩学术报告。本次讲座由社会学院陈晨老师主持，吸引了众多师生线上线下的热情参与。
C. Cindy Fan教授生于香港，先后获得香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学士、香港中文大学（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硕士及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博士学位，长期深耕中国及亚太地区人口迁移、家庭分离与区域发展研究，其开创性著作《China on the Move》在国际学界影响深远。她曾担任《Regional Studies》《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等国际顶级期刊联合主编，荣获UCLA杰出教学奖、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亚洲及中国专题组杰出学者奖（the Distinguished Scholar Award of the Asian and China Specialty Group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美国教育委员会奖学金（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Fellowship）等多项荣誉，并获安德鲁·梅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亨利·卢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重大科研项目资助，现为美国国家国际教育科学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S.）院士及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荣誉法学博士。
讲座伊始，范教授指出，当前中国生育率研究往往陷入“政策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单一解释框架，既未能系统梳理七十余年生育变迁的阶段演化逻辑，也对独生子女政策（the one-child policy）的长期代际效应、社会文化观念转型的深层作用挖掘不足，更缺乏对极低生育率成因的整合性解释。针对这一研究缺口，其团队构建了“完美风暴”分析框架，从社会经济人口过程、独生子女政策长期效应、社会结构与观念变迁三个维度，完整阐释中国生育率持续下行的多重动力机制。
在主体报告中，范教授展示了三项核心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生育变迁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政策效应高度依赖社会基础。1970年代“晚、稀、少”政策（the "Later, Longer, Fewer" policy）推动生育率快速下降，本质在于政策与民众主动控育需求相契合；而1979年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并未带来生育率的即时骤降，其短期影响远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作用。中国用不到七十年完成了经典人口转变，但政策的强力干预留下了深远的制度遗产。
第二，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效应是当前极低生育率的重要历史根源。政策催生的“倒置家庭”模式彻底改变了代际资源流向——家庭对独生子女的集中投资推高了全社会育儿与教育成本，叠加“四二一”家庭结构（the 4-2-1 family structure）的养老压力，形成“生育意愿普遍高于实际生育水平”的普遍背离；同时生育偏好存在代际传递，进一步固化了小家庭的生育模式。
第三，社会观念与结构变迁构成生育率下行的持续推力，且呈现中国特有的“马赛克现代性”（Mosaic modernity）特征。女性教育水平跃升、出生性别比失衡与上迁婚（hypergamy）传统共同推晚婚育年龄、压低结婚率，个人主义兴起重构了生育与家庭的意义。但与西方第二次人口转变（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不同，中国仍保留强家庭主义传统，非婚生育占比极低，生育与婚姻高度绑定。此外，现有鼓励生育政策普遍存在性别盲视，职场母职惩罚、辅助生殖权利不平等问题，持续抑制女性生育意愿。
互动环节中，社会学院陈蓉老师率先就上海超低生育率现状提问。范教授回应指出，超大城市的低生育率是全球普遍规律，上海的住房价格、教育竞争强度与生活成本居于全国前列，论文中“房价每上涨1%、二孩生育率下降17.8%”的效应在超大城市更为显著；同时，优质资源竞争激烈并未转化为生育激励，反而推高了教育投入门槛。上海女性职业发展诉求更高，母职惩罚效应突出，进一步压低生育意愿。随后，陈晨老师围绕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本土化边界及政策调整方向提问。范教授强调，中国强家庭主义、生育与婚姻强绑定及政策强力干预，构成理论修正方向，不能照搬西方模型；政策层面应重点降低育儿教育成本、完善普惠托育服务、推进性别平等，从约束端缓解年轻人生育压力，而非道德号召。
最后，陈晨老师总结指出，该研究以“完美风暴”框架系统整合历史制度、社会经济与文化观念多重机制，突破了单一因素解释局限，重新评估了中国生育政策的长期影响，对深化东亚低生育率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创新价值，也为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优化提供了清晰的学术参照。讲座在热烈的学术交流氛围中圆满结束。